再次倒吸一口凉气。心想到底是怎么样的深仇大恨，要让一个在战争中死去的英雄永不超生。侯师父摇摇头，长叹一声，看来我是非管不可了。于是他当下就进屋给他弟弟打了电话，要他弟弟立刻放下手里的活，到临桂来。弟弟在电话里答应了，目前也正好遇到禁渔期，第二天就到哥哥家来。当天剩余的时间，侯师父花了很多时间来给他的朋友和同门打电话，一边了解情况，一边商议对策，最终决定要到埋葬父亲的万人冢去一趟，即便那里有很多亡魂，即便当局或许早已请了高人镇压过，他还是要去一趟，才能安心，因为他也不知道这一次再度出山会给他带来怎么样的后果，但是关系到自己的父亲，他还是选择了冒险。
我只记得当晚我们三人都喝了很多酒，醉得一塌糊涂，侯师父一直拉着我心里话，要我孝敬师父，善待万物生灵，虽然醉汉话总是笑嘻嘻的，但是我总觉得他的笑里，藏着一种辛酸跟无奈，与其是在讲知心话，倒更像是在交代后事。
大醉以后，我吐了八卦一地。
第二天中午的样子，侯师父的弟弟来了，午饭我们在外面吃的，席间侯师父简单地告诉了他弟弟事情的大概情况，当时父亲牺牲的时候，他弟弟岁数还不大，于是他弟弟比哥哥更希望知道自己的父亲，为什么魂魄会被人牢牢控制，一定要查个究竟。
饭后我们就直接坐火车经南宁转车后去了崇左。岭南风光，的确别有一番风味，虽然也是山多水多，却因为地质地貌的关系，和我接触到的风景大不相同，如果当年侯师父的父亲也是按着同样的线路去了崇左，我想这最后一路的美景，理应是他活下去的信念和希望。不过可惜的是，人始终还是死了。
到了崇左以后，侯师父直接找到了当地历史档案管理署，以遗孤身份寻找当年战死的英雄们，接连好几个时，我们大家都在档案馆里帮忙寻找着当年战亡名单中，侯师父父亲的名字，终于在一本1994年统计的卷宗里找到了。上面记载着这个地方有一个革命烈士公墓，侯师父的父亲和其余400多名战死的烈士一起埋葬在那里，和别的烈士不同，别的烈士有名字有部队番号也有隶属的连队，而侯师父父亲的名字后面，仅仅跟着“工兵”二字。
既然找到了地方，我们就立刻离开了档案馆，趁着时间还早，急急忙忙地去了那个公墓，到了公墓后，我们却没能在墓碑上找到他父亲的名字。这就非常奇怪了，因为我们仔细数过死亡人数，唯独只差他父亲一个，烈士墓里的墓碑上，有431名烈士，而档案馆资料里，却有432位，而唯独缺少了侯师父的父亲。于是此刻，侯师父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，他假设他的父亲没有死，因为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，埋葬士兵是根据士兵的军籍牌来计算人数的，而他父亲仅仅是个被强行抓来的工兵，不要军籍，或许连个军人的名分都没有，于是侯师父决定给他的叔叔打电话，他的叔叔就是侯师父父亲的弟弟，如果父亲还活着，却没有回家，但是他总是要和人联系的，抱着万分之一的可能性，侯师父在电话亭给他叔叔打了电话。
他叔叔已经70多岁了，可幸的是，人还健在，于是在接近一个时的电话沟通后，侯师父走出电话亭，告诉我们，他父亲当年没有战死，而是逃走了。
他这话一，我们全都惊呆了，这是个谁都没有料想到的结果，若非侯师父当时一个大胆的猜测，或许这永远都是个谜，但是侯师父觉得有点不可原谅，既然没死，为什么不肯回家，要家里人终日为他吊唁，他却这么不负责任的在外面活得自在。到这里，侯师父有点难以控制情绪，一个中年人，蹲在电话亭的马路边，掩面哭泣。
其实我因为没有经历过战争年代，所以我还是有点站着话不腰疼的资本的，在我看来，逃兵固然不对，因为军人毕竟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，但是关键是他父亲并不算是个军人啊，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