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做个饱死鬼没问题。
除此之外，其二、“听亲戚辞诀”，就是犯人能和家属临终前见上一面，互诉衷肠，好不留遗憾。
其三、“示以犯状”，公开审判，让犯人充分享有知情权，不做个胡涂鬼、屈死鬼。
其四、“不得掩塞其口”，允许犯人有表达权，如果觉得不服宣判，可以当即申诉。
其五、如果死囚“翻异，或其家属称冤”，必须终止死刑的执行，须要快马加鞭提交到上级部门请求裁决。
其六、囚犯执行死刑一般选在黄昏时刻，并允许家属第二天前来领取尸体，官府不得阻挠。
其七、“诸死囚，无亲戚者，皆给棺，于官地内权殡，其棺并用官物造给，置砖铭于圹内，立牌于上，书其姓名。”
这就是说没有家属来认领尸体的囚犯由官府负责安葬。
因此，从这些规章制度里，我们的确可以看出宋人对于判决死刑犯的审慎。
因为，人命大于天，一旦判错，性命就无法挽回了。
那么，很多人会问，这种制度是宋朝独创的吗？
其实不是，这种优良传统一直都有，只不过一直到了宋代才真正的将其发扬光大。
如《唐令·狱官令》规定“诸大辟罪，并官给酒食，听亲故辞诀，宣告犯状。日末后行刑。”
另外也有官府为无人收尸的死囚犯进行掩埋的做法。
只不过到了五代时，“白骨露於野，千里无鸡鸣”，视人命如草芥，也就自然不会有这种“临终关怀”了。
于是经历了“五姓十三君”的乱世局面后，宋人意识到人命的可贵姓，抱愧在当时的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，叫做“宁做太平犬，不为乱离人”。
再加上老百姓普遍不愿意打仗，朝廷也自然珍视生命，除了不轻易打仗以外，就是在刑事判决时尽量没有冤案。
此外“不得掩塞其口”尤其值得称道，因为在武则天时代，处决犯人正好是要掩塞其口的，避免他喊冤，因为那时有两个著名的酷吏，屈打成招的例子太多的，不塞不行啊。
而宋人这么做，无疑是拨乱反正，让犯人享有“临刑称冤”的权利。
这一死囚“临刑关怀”制度的背后，蕴藏着古老的“恤刑慎杀”司法理念。
或者换个说法，中国传统文化深处的“恤刑慎杀”理念，催生出了死囚“临刑关怀”的制度。
我们的先人认识到，“人命至重，难生易杀，气绝不续者也，是以圣贤重之”。
人死不能复生，死刑一旦实施，便不能逆转，所以不可不慎之又慎。
正是出于对人命的珍视，中华文明在很早时候就发育出“疑罪从无”的思想，《尚书》说，“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”。
宋人蔡沈对这个古老的司法原则作了一番解释“辜，罪。经，常也。
谓法可以杀，可以无杀。杀之，则恐陷于非辜；不杀之，恐失于轻纵。
二者皆非圣人至公至平之意。而杀不辜，尤圣人之所不忍也。故与其杀之而还彼之生，宁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责。”
我们今日的司法讲究“既不放过一个坏人，也不冤枉一个好人”，但有时候两者是有冲突的，不可两全其美，只能在“可能枉”与“可能纵”中二选一，而我们的先人与现代文明国家，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“宁纵不枉”。
也就是今天常说的疑罪从无。
所以宋朝司法接受了“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”的思想，比较注意恤刑慎杀。
虽然宋代几乎每年都会判处二三千名犯了死罪的犯人死刑，但这些死刑犯的大多数最后都获得了减刑，没有被执行死刑。
实际上被执行死刑的人数，每年不到一百人。
即使罪证确凿，犯人必须以命抵罪，毕竟也是剥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