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然，至于茶马互换的运作情况的话，首先，茶与马的互换办法是，一般为一驮茶换一匹马。
需要说明，这里的“茶”主要为博马茶，卖茶场所卖的茶叶分为两种，即博马茶与杂卖茶。
杂卖茶可由吐蕃商人和当地居民用现钱和货物购买，一般名山茶专用博马，必须“候年额足数，方许杂卖”。
因为“蕃戎嗜名山茶，日不可，如果把名山茶“与蕃商以杂货贸易，规取厚利”，结果会“其茶入蕃，既以充足，缘此遂不将马入汉中卖，有害马政”，严重影响战马的购买。
同时，政府还利用价格因素来促进战马的获得，特规定博马茶的市价低于杂卖茶的价格。
至于茶与马市价的计算，则是要依据茶的优劣和马的骏驽而定，“如马价高茶价少，即将余数以银，绌绢及见钱贴支。”
“内银，纳绢并依逐处在市见卖实价纽折，不得有亏官私，其见钱仍计每匹价值，不得过十分之一。”
“如不愿请银绢等，只愿以余数算请零茶，亦从其便。”
“如马价少茶价高，即许贴钱请茶，或合并就整请领，或据钱数算请零茶。”
职官四茶与马的比价也受供求关系和民族关系的影响，像是北宋神宗后，马源充足，致使马贱茶贵。
而到了崇宁年间，由于马价开始上升，一般的马需茶一百斤左右，良马则需二百斤以上，“马价分为九等，良马上等者每匹折茶二百五十斤，中等者二百二十斤，下等者二百斤。”
“纲马六等，每匹分别折茶一百七十六斤，一百六十九斤，一百六十四斤，一百五十四斤，一百四十九斤，一百三十二斤。”
“祖宗时，一驮茶易一上驷，陕西诸州岁市马二万匹，故于名山岁运二万驮。”
“今陕西未归版图，西和一郡，岁市马二千匹尔，而并用陕西诸郡二万驮之茶，其价已十倍。”
其价已十倍于从前，甚至“岩昌四尺四寸下驷一匹，其价十驮茶。”
不过，从整体来看，茶马比价基本保持稳定，即“一驮茶易一上驷”，还是符合价值规律的。
而说到宋代四川榷茶法与资本主义萌芽。
首先则是宋代四川茶业领域出现了一些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。
比如像是商品经济的发展。
不用说大家都已经知道了，宋代的商品经济很繁荣，从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中我们可看到店铺林立，人来人往，一派车水马龙的景象。
“至门约十里余，其余坊卷院目……纵横万数，莫如纪极，处处拥门，各有茶坊，酒店，勾肆，饮食。”
“屋宇摊壮，每一交易，动即千万，骇人闻见。”
零售交易较普遍，商人间的交易也是很大的。
一直到南宋时，“买卖昼夜不绝，夜交三四更，游人始稀，五鼓钟鸣，卖早市者又开店矣。”
可见贸易之繁荣。
那么，在繁华的汴京如此，在四川的情况又如何呢
宋代的成都“万井云错，百货川委，高车大马决骤于通逵，层楼复阁荡摩乎半空……”
“奇物异产，瑰琦错落，列肆而班布市黄尘涨天，东西冥冥，穷朝极少，颠迷醉昏。”
是“西蜀之会府，舟车所通，富商巨贾，四方鳞集，征人之夥，独甲他郡。”
商品经济同样非常发达，每年商税达四十万贯以上，可以与都城开封相比。
北宋每年商税收入最多的都市，有都城开封，成都府，兴元府，这三个城市每年商税额在北宋中期都达到四十万贯以上。
所以成都已成为北宋四大商业中心之一。
在四川沿线上也是“商旅通行东西，诸货日夜流转，所得茶税，杂税钱及酒课增羡，又可得数十万贯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