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过需要说明，因为辽朝是一个由契丹族建立的草原帝国，在这个草原帝国之中，汉人的人口数量占据了大多数。
而为数众多的汉人广泛的参与到了契丹社会的各个方面，促使了契丹人在思想文化，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不断进步，同时生活在辽朝的汉人，因此，也不可避免的受到胡风的浸染，从而在社会组织，经济生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表现出了与中原汉人截然不同的面貌，这也就是所谓的汉人胡化。
的确，就是汉人胡化，因为就像前文所说，大家都知道，辽朝是一个以契丹为主体，以汉族为多数的多民族国家。
大量辽属汉人，在辽朝统一政权的作用下，与其它北方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辽代文明，从而为辽代的中国北方地区社会政治，经济和文化的发展，做出了意义深远的历史贡献。
但是与此同时，生活在辽朝的汉人群体，在长时期的统一王朝大环境之下，也不免受到胡风浸染，高度胡化，呈现出不同于中原汉人群体的独特风貌，也就是作者菌刚才所说的汉人胡化。
简而言之，汉人胡化就是指数量众多的辽属汉人通过统一的辽朝政权的作用，在社会组织，经济生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逐步地融入北族社会之中。
辽属汉人集中聚居区域一是辽西和辽东所在的契丹本土地区，二是太宗朝从中原地区整体划归的燕云地区。
由此，从地理学的角度上观察，这两个区域位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，欧亚草原的东端，这一带自古以来就是世界东西文化汇萃，中国南北经济交融的文化交错区域。
早在周秦之际，这一带属于北方戎狄集团和东胡，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华夏系统民族错居杂处地带，打从这个时期开始，生存在这一地带的早期汉人，就在社会生活，文化形态等方面，浸润沾染上了浓重的胡风。
像是魏晋隋唐以降，这一带先后成为鲜卑，粟特，突厥，回鹘，契丹等北方民族驰骋纵横历史舞台，此问生存于辽西，辽东，晋北和幽蓟一带的汉人在经济形态，生活习俗和思想观念等方面，更是深受北方草原文化的全方位影响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来，辽属汉人的胡化倾向，可谓与生俱来，源远流长。
既然辽属汉人有着如此深厚的胡化渊源，当他们以各种原因成为辽朝属民之后，辽朝特有的政治，经济和思想文化环境，无疑会进一步促进他们在生活方式以及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快速胡化。
大家知道，契丹民族素以狩猎骑射为业，终辽一代，以契丹为代表的北方民族，对本民族传统的射猎畋渔生涯始终乐此不疲。
这样的生活环境和社会氛围，使得相当一部分入辽汉人淡化了原来的传统生业，逐渐的习惯于毡毯庐帐，与马牛杂处，居无常处的生活模式。
而随着汉人生活方式的改变，在他们的文化，习俗中也逐渐糅合了大量的北族因素。
这部分汉人当中尚武的气息浓厚，多精通骑射，如韩知古家族中就有“善骑射而敦诗书“的韩匡嗣，“便骑射而成性“的韩瑜等。
还例如耿氏家族中的耿崇美，不但“善骑射”而且通晓“北方语”，耿知新“善骑射“，“自孩幼习将相艺，识番汉书”等。
当时有相当数量的汉人都取契丹名字，根据韩匡嗣墓志，在韩知古的十一个儿子中，最小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图育氏，一个叫唐兀都，其名字都不是汉名，均为契丹名。
《耶律元佐墓志》中载，“元佐生一子，小字度刺，汉儿小字药师奴”。
韩知古的第六代孙韩敌烈的墓志就直接用契丹小字书写。
但其实在辽朝早期，入辽的汉人在习俗上与契丹人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异的。
辽初汉人张砺曾经自契丹逃归中原，被契丹骑兵截获押还后，太宗问其南逃的缘故，张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