至于魏源更是不用多说，同样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响当当的人物，字默深，道光年间的进士，近代杰出杰出的思想家。
和林则徐一样，他也主张清政府要了解西方国情向西方学习。
而且他早年还曾到海外游历，编译《海国图志》，介绍世界地图、地志、世界各国风情、物政治制度、历史变革，并分析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，提出自己的战略思想，为夷攻夷而作，对近世知识分子，如梁启超、康有为、谭翮同等以及日本维新人都产生过深远影响。
此外就是徐继番，字健男，号松盒，山西五台山人，曾行广西广盐运使、巡抚等职务。
从1841年起，他利用职务上与外国人接触的机会，就开始广泛的搜集外文资料，地图书册，参阅大量史书，撰写《瀛环考略》，后经修改，改名《瀛环志略》，1848年正式发行，该书19世纪60年代后，成为人们了解世界概况的必读书，王韬认为这是“当今有用之书”，因为它“综古今之沿革，详形势之变迁，凡列国之强弱盛衰，治乱理忽，俾于尺幅中，无不朗然如烛照而眉晰”。
因此梁启超评《海国图志》和《瀛环志略》“诚为当狗，然中国士大夫之称有世界地理知识，实自此始”。
还有冯桂芬也值得称道，字林一，号景亭，江苏吴县人，道光十二年中的举人。
曾撰写《采西学议》对翻译发表有见地议论。
而且他曾受林则徐影响，并成为林的门生，包括他曾在上海任职，接触资产阶级思想，主张改良政治，学习西方的富强之术，对手来的洋务运动和资产阶级改良派产生过积极影响，但后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倒历史的车轮。
冯氏重视翻译工作，在上海任职期间，曾“设广方言馆，求博通西学之才，储以济变”。
此外，他在1861年撰写并出版的〈校頒庐抗议〉一书中非常系统的阐述其变法改良思想。
像是《条西学议》是书中的一个章节，论述释译事业之重要性，并最早提议清政府他办“翻译公所”，为国家培养翻译人才，在近代翻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。
在《采西学议》中，冯氏还回顾世界文明发展史与科学发展的关系，并对明中国当时的现状，提出了翻译任务的迫切性和艰巨性。
并且冯氏还将翻译工作提为“天下第一要政”，明确了翻译对于当时时政的重要性和迫切性，也说明翻译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所带来的巨大威力。
他的纲领性改革主张是“以中国之伦常，各教为本，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”，到后来又逐渐演变为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的政治主张。
还包括1862年冯氏撰写《上海设立同文馆议》，并建议在上海、广州也设立同文馆。
论文中还谈到了中国翻译事业的希望与前景:“至西人之擅长者，历算之学，格物之理，制日尚象之法，皆有成书，经译者十之一二耳，必能尽见其未译之书。如能探赜索隐，由粗迹而入精微，我中华智巧聪明，必不出西人之下，安知不冰寒于水，表出于蓝”～
此外，清代西学东渐催生的第二个新生事物就是各地翻译会馆的建立。
将西书变为中文，将西学转化为中国人理解的知识。
例如咸丰末年，英法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，清朝政府再次败北，又再次被迫与洋人签订了割地赔款的耻辱协议。
此时，清廷上下官员意识到与外国交往，学习外语，了解外国，翻译外国书籍的必要性。
于是1861年恭新王奕沂等人提议在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专门处理外交事物，部门简称总理衙门，总署或译署。
奕沂在当时的奏折中写道:“查外国交涉事件，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，文字难辩，一切隔膜，要望期能妥协，从前俄罗斯文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