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然，需要说明，在文学方面，梁启超一方面受黄遵宪、龚自珍、魏源等人的影响，致力于诗界革命，提倡新诗形式，白话文体来实现文体的改良，普及文学艺术。
而另一方面，又强调翻译西方政治小说，强调小说的怡情益智功能与广泛的教育之益，他撰写的《论小说与群治关系》中写到:“欲新一国之民，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。故欲宗教，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宗教欲新学艺，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，欲新人格，必新小说，何以故，小说有何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。”
“而诸之之中能极其有妙而神其技者，莫小说若。故曰: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～”
“抑小说之支配人道也，复有四种力:一熏，二曰浸，三曰刺四曰提。”
“故今日欲改良群治，必自小说界革命始～欲新民，必自新小说始～”
此外，他还创办《新小说》、《新新小说》等刊物，鼓励小说的翻译，他还于1898年12月23日在《清议报》上发表《译印政治小说序》，提议译者可以通过翻译“政治小说”来直接参与政治斗争。
他的学术思想对此后的翻译文学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
并且梁氏还翻译过拜伦的诗，是译介拜论的第一人，胡适在《哀希腊歌序》中说:“此诗之入汉文，始于梁任公之《新中国未来记》小说。”
并且梁氏对翻译之贡献还在于20年代初整理并总结我国古代佛教文化史，撰写《翻译文学与佛典》、《佛典之翻译》、《佛教之初输入》、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、《反动与先驱》等重要论文，对于后来的翻译研究有重要作用。
包括梁启超先生还重视我国翻译史的建设工作很有借鉴作用，1921年7月，他在自己主持的《改造》杂志上开辟了《翻译事业之研究》专栏，发表了自己的《中国古代之翻译事业》、郑振铎的《俄国文学史中的翻译家》、蒋百里的《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翻译事业之先例》，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。
除了梁启超先生外，甲午战胜失败给我国翻译史上催生的另一位翻译家就是严复先生了。
他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开辟了我国翻译史上的新篇章，而且他的“信、达、雅”三个字标准也开辟了我国翻译理论史研究的新篇章。
冯友兰认为，严复译书之所以能风行全国，有三个原因:第一是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，又接连遭到西方的侵略丧权辱国，这些时间震破了中国人相信自己的古老文明的优越感，使之产生了解西方思想的愿望。
第二个原因是严复在其译文写了许多按语，将原文的一些概念与中国哲学的概念作比较，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。
第三个原因是，在严复的译文中，斯宾塞、穆勒等人了解的现代英文却变成了最典雅的古文，读起来就象是读《墨子》、《荀子》一样。
中国人有个传统是敬重好文章，严复那时候的人更有这样的迷信，就是任何思想，只要能用古文表达出来，这个事实的本声就像中国经典的本身一样地有价值。
严复先生的话，福建侯宫今闽侯人，初名体乾，后改名宗光，字又凌登仕后改字几道，自幼学习儒学1867年进马江船改学堂，学习课程除封建典籍和英文外，还包括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天文等。
毕业后到军舰上实习，到过新加坡、槟榔屿、台湾、日本等地。
1877年被派往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大学留学，广泛涉略西方哲学、文学名，形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。
1879年回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教习等职。
甲午战争清政府的惨败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，于是决定译书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。
像是1897年他发表了译著《天演论》，首次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“适者生存”的进化论